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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鉴丨纯粹的学者夏承焘


【资料图】

近现代以来,中国知识分子大约可以分为两个类型,一类是纯粹的学者,还有一类致力于改造现实社会,追求社会效果,关注或影响政治文化生活的学者。前者打造“传世”之作,后者要建“觉世”之功。“五四”和新文化运动以降,后一类学者居多,而可称为纯粹的学者的如王国维、陈寅恪、黄侃、钱锺书等,则显得较为稀缺。一代词宗夏承焘无疑是一位纯粹的学者。

夏承焘(1900—1986),字矍禅,浙江温州人,他的一生可以说就是问学、治学的一生。在他十四岁时,作过一首《如梦令》,有句“鹦鹉、鹦鹉,知否梦中言语”(有感朱庆余《宫词》“含情欲说宫中事,鹦鹉前头不敢言”之句),被国文老师张震轩激赏,以朱笔在句旁边画了三个大圆圈,此一鼓励,使少年夏承焘对词发生了浓厚兴趣。十七岁时,他听父亲说起自己二三岁时,一次头上长疮,总是号哭。有金公者抱他到外庭,不料他见庭联却破涕为笑,且注目联上字,金公奇之,告诉家人,说他以后必善读书。这个故事竟对他努力问学,激励不小。

夏承焘以为自己“笨”,所以超于常人地用功,新婚之夜竟也挑灯夜读《文史通义》。他曾解释“笨”字称:笨字从“竹”、从“本”,头上顶着竹册,好好读书,方是做学问的根本。他一直有志于做大学问,1929年他三十岁时曾在日记里写道:“安得假我十年好境地,成中国学术年表,亦足自慰矣。”1939年他四十岁时读刘师培《中古文学史讲义》,“自愧治学但能沉潜,南昌不能高明,而稍稍从事广大者”。从此引起警觉。在学问上真可谓如琢如磨。

夏承焘毕业于温州师范学校,没读过大学,时常感叹自己“少无名师,此生大憾也”(见1929年4月5日 日记)。后来有幸结识了彊村老人朱祖谋。在夏承焘之前,词坛巨擘为朱祖谋、郑文焯、况周颐。从王鹏运到朱祖谋,词籍校勘之学得以渐趋完善。而夏承焘在二十岁左右就已熟读了朱祖谋的《彊村丛书》和王鹏运、吴昌绶诸家的著作,三十岁已开始深入校勘、考订之学。据他晚年《我的治学之路》称,他与朱祖谋通了八九回信,见了三四次面,而每次求教,彊村老人都十分诚恳,毫无保留地予以指导。

夏承焘做学问主张“十件事做到七分好,不如一件事做到十分好”。曾举近人李详故事,说李详家贫,买不起书,整天就读一部《文选》,每天贴一页在桌子上,深思钻研,反复琢磨。后来触类旁通,学有所成,成为《文选》专家。他的一位研究生(一九六一年第一届)陆坚回忆称:夏老师曾言读书要诵读,从来说“读文”“吟诗”,不见说“看文”“看诗”。还要学生用各地方言朗诵古诗词。常对学生说要“案头书少,腹中书多”,学问要用“文火”,不可用“猛火”。一次,夏承焘以“记得绿罗裙,处处怜芳草”启发陆坚,要心心念念记得学问,留意相关的问题,才能进步。又说:以养孩子的不辞辛苦做学问,无有不成功的(见《古今谈》2018年第四期陆坚《追念夏承焘先生》)。

夏承焘的研究生施议对(一九六四年第二届)曾谈到:“1932年,矍禅先生于《燕京学报》第12期发表《白石歌曲旁谱辨》,此文一出即成为其成名之作。”并称:先生一生致力于现代词学系统的建立,他建构起独特的词学体系,以考证之学为其词学治学之本,内容涉及词史、词人、词籍、词乐、词谱、词例、词论等。由于词至近代,音理失传,字格具在,在寻求词学音理方面,民国以来吴梅开其先河,夏承焘承其学,亦将词学当声学看待,通过字格寻求音理,并将义理、考据、词章三事,当作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进行研究。夏承焘除了有撰写《词学史》《词学志》《词学考》外,还有研究宋明理学和整理宋史的宏大计划。

夏承焘有《浣溪沙.自题学步集》云:“六十犹为学步人,昌诗敢负百年身。”正是这种献身学术的精神,成就了一代词宗,使他成为一位杰出的纯粹的学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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